反诉要求原告赔偿的案例(不反诉可以要求原告赔偿吗)

被告反诉原告怎么办

被告反诉原告可以针对被告反诉的诉状、证据,搜集用以反驳的证据,提交答辩,积极应诉。反诉目的具有对抗性,可抵消、吞并、排斥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会给原告一定的答辩时间,一并审理本诉和反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有权提起反诉。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应当有联系,且反诉不以本诉的撤回而终结。

被告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原告进行反诉的。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本诉的被告以本诉的原告为被告,提出的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有牵连的诉讼请求。

例如,甲对乙提起诉讼,要求乙赔偿将其打伤的医疗费用。在诉讼过程中,乙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甲赔偿在同一打架事件中甲伤害乙而使乙花费的医疗费用。乙对甲提出诉讼请求的诉讼,就是反诉。反诉是指在一个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本诉的被告以本诉原告为被告,向受诉法院提出的与本诉有牵连的独立的反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有权提起反诉。

提出反诉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反诉是在本诉进行中提起的,本诉尚未提起,或者本诉已经审理终结,不能提出反诉。

2、反诉的被告必须是本诉的原告。即反诉与本诉的当事人相同,只是他们之间的诉讼地位互换而已。

3、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必须有联系。被告可向本诉的原告提起反诉,也可基于与本诉的相同事实追加本诉案外人作为反诉的共同被告,但不能以本诉中其他被告作为反诉被告。向本诉的人民法院提起反诉,本诉法院应当有管辖权且反诉不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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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

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可追分】谁给我一些民诉的案例综合分析题？？

民事诉讼法案例1 司法管辖和诉讼保全

1997年，甲县A公司和乙县B公司在丙县订立了一份水泥供销合同。合同约定：“运输方式：由A公司代办托运；履行地点：A公司在丁县的仓库。”A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B公司尚欠A公司30万元的货款。四个月后，B公司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大幅度降价处理水泥”的广告。同时，着手准备分立为两个公司。为此，A公司以B公司的行为影响货款的偿还和B公司即将分立为由，向乙县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冻结B公司银行存款30万元，同时提供了同等数额的资金担保。人民法院审查以后依法作出了冻结存款的裁定。后由于B公司向该法院提供了同等数额的财产担保，法院依法作出解除冻结的裁定。后A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被告B公司反诉要求原告A公司承担由于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给自己造成的损失。

[问题]

（1）对于本案何法院有管辖权？为什么？

（2）如果B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应当在何时间提出？该异议能否成立？

（3）A公司能否在诉前申请财产保全？

（4）B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正确？

[正确答案]

（1）乙县人民法院、丁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见《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中乙县是被告人B公司所在地，丁县是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地。

（2）管辖权异议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该异议不能成立。见《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3）A公司可以在诉前申请诉讼保全。《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诉前财产保全的条件。法律对诉前财产保全规定的条件要比诉讼保全的条件更严格。本案中A公司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条件：争议的财产存在着现实危险。本案争议的财产为30万元的货款，B公司大幅度降价处理水泥会直接影响其还债能力，对债权人A公司构成威胁，可能使其债权无法或不能得到充分实现；B公司着手准备分立的行为又会使将来的判决难以执行。符合诉前保全的实质要件，即情况紧急，如果等到起诉后申请财产保全，由于相对人的主观原因会导致A公司利益受损，同时会影响将来判决的执行。作为利害关系人A公司提供了与保全财产相应的担保。乙县人民法院既是财产所在地法院，又是具有管辖权的受诉法院。故A公司有权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是正确的。

（4）B公司的反诉请求不正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申请错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指诉前财产保全实施后，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起诉。另一种情况是指申请人在诉讼中败诉。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诉前财产保全是以起诉为基础的，申请人不按法定期限起诉，实为滥用这一权利，故被申请人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在第二种情况下，通过法院审理，申请人败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已明确，作为非权利人应当向对方当事人赔偿损失，这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提起反诉，也可在诉讼终结后另案起诉。本案中被告的反诉要求是以本诉为条件的，符合反诉要件。由于在本诉中被告败诉，故原告即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人是权利人，其申请无误，被告即被申请人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

[考点集成]

关于司法管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规定的地域管辖，可以划分出一般地域管辖与特殊地域管辖。一般地域管辖权，是指按照当事人所在低于其所在地法院的隶属关系确定的管辖。一般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这是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特殊地域管辖，使指以诉讼标的的特殊性与特定管辖法院的必要性所确定的管辖权。

关于财产保全，财产保全是指为及时地、有效地保护利害关系人或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诉讼前或者作出判决前，根据利害关系人、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主动依职权，采取的限制有关财产处分或者转移的强制性措施。财产保全分为诉讼财产保全和诉前财产保全。

民事诉讼法案例2 先予执行

甲区王某和孙某系邻居，平日关系融洽。1996年王某自己动工修建新瓦房，孙某便主动帮忙。一日孙某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腿骨被摔断，因抢救及时未造成瘫痪，但需做一次大手术方能康复。医院让孙某交7000元医药费，孙某家境贫寒无力交付，王某虽有支付能力但支付了2000元后就拒绝支付。医药费没有着落，致使手术迟迟不能进行。孙某无奈只好向甲区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让王某先行支付5000元医药费。王某私下对孙讲：“你申请先予执行，法院会让你提供担保。你没钱提供担保，法院不会支持你的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孙某请求不符合法定条件，裁定驳回先予执行申请，孙某因此未得到及时治疗。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王某举家迁居至乙区，于是王某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案件由乙区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决王某负担孙某医疗费等共计11000元。

[问题]

（1）本案中，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孙某先予执行的申请是否合法？

（2）孙某申请先予执行是否必须提供担保？

（3）若孙某对驳回申请不服能否申请复议？.

（4）王某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否正确？

[正确答案]

（1）人民法院的裁定不合法。《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了适用先予执行制度的案件范围。本案中孙某向王某追索医疗费用，符合先予执行适用范围。

（2）孙某申请先予执行并不必须提供担保。参见《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的提供担保是“可以”而非“必须”。这是由于先予执行制度本身是为解决生活或生产经营上的急迫困难而设，如果要求申请人一律提供担保，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而且该申请并非会给权利人带来损害，如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则与制定的目的相悖。

（3）孙某不能申请复议。对《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对裁定不服包括对肯定裁定和否定裁定的不服，故应当允许申请人申请复议。本案中孙某对驳回申请的裁定可以申请复议。

（4）王某的管辖权异议是错误的。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四条之规定。

[考点集成]

关于先予执行，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因当事人一方生产或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在作出判决前，裁定一方当事人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的财物，或者立即实施或停止某种行为，并立即执行的措施。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以及申请人是否有能力提供党报的情况决定是否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当事人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复议一次，但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此外，先予执行的使用还应当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具体的案件。第二、申请人有行使权利的迫切需要。医疗费用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会使手术不能及时进行，导致孙某不能康复，客观上存在急迫性。第三、被申请人有履约能力。本案被申请人是有履行能力的。第四、须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于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本案当事人的申请符合法定范围和条件，法院裁定驳回先予执行是不合法的。

民事诉讼法案例3 共同诉讼与诉讼代表人

陈某去世后，其亲属将死者骨灰存放在青山殡仪馆，每年交寄存费用十元。死者陈某的亲属除其弟陈甲外还有其妻王女，其子陈胜，其父母老陈、老刘，其兄陈乙，其妹陈丙。每年死者祭日之时上述人员均到殡仪馆去寄托哀思。1999年，死者亲属去祭拜时，被殡仪馆人员告知骨灰已经丢失，致使者亲属异常痛苦。经多方寻找无效，2000年12月陈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殡仪馆丢失其亲属骨灰，给其造成的极大痛苦，要求殡仪馆进行赔偿。人民法院受理了本案，经审理认为殡仪馆工作人员过失致使原告之兄的骨灰遗失，给原告造成痛苦，殡仪馆应当赔偿。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由殡仪馆赔偿陈甲1500元，陈甲同意撤回起诉。人民法院裁定准予陈甲撤回起诉。

[问题]

（1）陈甲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2）人民法院是否应当通知陈某的其他近亲属参加诉讼?如果应当通知，陈某的近亲属们的诉讼地位如何?

（3）假设陈某的近亲属都参加诉讼，他们可否采取代表人诉讼的方式?

（4）人民法院的结案方式是否正确?

[正确答案]

（1）陈甲在本案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这涉及到当事人的条件问题。一般来说，死者的近亲属是与死者关系最亲密的人，死者死亡对他们的精神打击最大，他们是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因此类案件的诉讼主体应当限定在近亲属范围内。法律上没有规定此类案件只能由近亲属中的那些人提起，或者限定起诉的顺序，因此应当认为全部的近亲属都有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中陈甲是死者的弟弟，属于死者的近亲属范围，应当认为由其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因此，陈甲在本案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2）人民法院应当通知陈某的其他近亲属参加诉讼。陈某的近亲属应当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陈某的其他近亲属也同样因为死者骨灰的遗失遭受精神打击，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他们与陈甲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共同的，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死者的其他近亲属参加诉讼。他们应当同样取得原告的诉讼地位。

（3）如果陈某的近亲属都参加诉讼，他们不可以采取代表人诉讼的方式。

（4）人民法院的结案方式是不正确的。本案的调解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之下进行的，并且由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不属于案外和解，是诉讼内的调解。所以人民法院应当以调解方式结案，而不应当以裁定准予撤诉的方式结案。

[考点集成]

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

所谓共同诉讼，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各为两人以上的诉讼。共同诉讼分为两种，即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诉讼代表人，即群体诉讼中人数众多当事人的代表人，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六十条之规定。本案中陈某近亲属所进行的诉讼在其他条件上均符合法律要求的进行代表人诉讼的条件，但其原告的总数达不到民事诉讼法解释所要求的十人以上的人数要求，所以不能进行代表人诉讼。

民事诉讼法案例4 必要共同诉讼人加入二审及财产保全的管辖法院

1998年元月26日，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与远大保温瓶厂、红发家具厂签订书面借款担保合同一份。合同规定：由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贷给保温瓶厂15万元，期限自1998年元月26日至1999年元月26日止，由红发家具厂作为保证人。他们同时在此合同中约定：今后若产生纠纷，由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管辖。该笔贷款到期后，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多次向保温瓶厂催要，保温瓶厂一直拖欠不还；又多次向保证人红发家俱厂催要，家具厂也拒不还款。1999年3月8日，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以红发家具厂为被告向西市安A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

（1）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为什么？

（2）远大保温瓶厂是否应参加诉讼？他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是什么？

（3）若保温瓶厂没有参加一审，一审判决后，家具厂上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如何处理？

（4）如果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在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工商银行发现家具厂有隐匿财产的行为，应当向哪个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正确答案]

（1）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西安市A区为工商银行的住所地，原告与家俱厂、保温瓶厂合同中约定西安市A区法院为管辖法院是合法的，也没有违背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西安市A区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

（2）被保证人保温瓶厂应参加诉讼，其地位是共同被告。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53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中，债权人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仅起诉保证人家具厂，但他们签订的合同中并未明确家具厂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被保证人保温瓶厂应参加诉讼，其地位是共同被告。

（3）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不列保温瓶厂为应当追加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183条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裁定书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本案中，保温瓶厂是被保证人，保证合同中也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53条之规定，被保证人保温瓶厂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此，如果保温瓶厂没有参加一审，一审判决后，家具厂上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不列保温瓶厂为应当追加的当事人。

（4）适应当向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103条规定，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因此，本案中，若在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工商银行发现家具厂有隐匿财产的行为，应当向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考点集成]

关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的处理。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183条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裁定书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

关于财产保全的管辖法院，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

民事诉讼法案例5 诉讼第三人的种类及其地位

1998年9月余某在甲县病逝，其生前在乙县居住过的三间平房由其大儿子余大接管。余大在原来房屋的基础上加盖了二层三间房屋，余大全家搬进去居住。余大的弟弟余二认为房屋是父亲留下的，应当有他一份，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对父亲遗产的一半的所有权。当被告和原告就房屋分割争执不下时，其堂兄余兄从海外归来，也向法院提出了房屋产权要求。余兄称争议房屋不是余某的遗产，而是余兄在出国前借给余某居住的。当时由于余大、余二都不给余某提供住处，老人无处可居。余兄办好一切出国手续后，就提出让余某居住并负责照管房屋，待余兄归国后再返还，余某表示同意。因此，余兄要求加入到诉讼中来，认为双方所争房产产权完全归自己享有，原被告无权分割房产，并要求余大赔偿改造房屋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同意余兄参加诉讼。在法庭辩论期间，余二发现余大的诉讼代理人是审判长的妻子，于是提出要求审判长回避的申请。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余二亲自向人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书。人民法院准许了原告余二的撤诉，裁定终止本案的审理。

[问题]

（1）对于本案何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2）余兄是否有权利参加诉讼？其参加诉讼，应当具有怎样的诉讼地位？

（3）在法庭辩论期间，余二能否申请回避？

（4）对于余二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怎样处理？

（5）人民法院的准予撤诉的作法是否正确？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地位有什么变化？

[正确答案]

（1）对于本案乙县的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参见《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2）余兄有权利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并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而参加到诉讼中来的第三方当事人。

（3）余二可以在法庭辩论期间提出回避申请。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4）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审判长回避，并将案件延期审理。申请回避是否合法，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回避理由成立，二是时间正确。在本案中，被告代理律师与合议庭成员有夫妻关系，属于法定的回避事由之一。原告据此提出回避申请，其理由是合法的，符合上述第一个条件。但由于这一理由在开庭后得知，因而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在时间上也是合法的。因此，原告申请回避理由成立，形式合法，法院应该予以准许。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5）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余二撤诉。余兄由第三人变为了原告，余二、余大则成为被告。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至于法律所规定的“诉讼另行进行”，应当理解为本诉讼转变为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为原告，以本诉讼的原、被告为被告的诉讼。

[考点集成]

第三人分为两种：一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不论全部或者一部分，以独立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诉讼请求而参加诉讼的人。二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实体权利，只是参加到当事人一方机型诉讼，以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当于原告，即以本诉中的原告和被告作为被告。

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应当合乎以下条件：1、必须是他人之间的诉正在进行；2、必须针对诉讼标的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3、必须以本诉讼的原、被告为共同的被告；4、必须向管辖本诉讼的人民法院提出。本案中，余兄认为自己是房屋的所有者，而向本诉讼的人民法院提出了对房屋的独立主张。合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条件。

民事诉讼法案例6 简易程序

李某失踪多年，其妻刘某生活艰难，欲与王某结婚。遂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于1998年9月31日受理了本案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由审判员林某一人独任审理，同时自己担任记录。审理过程中，李某回家，发现妻子另有新欢，也欲离婚。庭审中，刘某提出分割李某在失踪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人民法庭经审理，当庭做出了判决：判决刘某和李某离婚。1999年1月10日，法庭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判决书，判决书上加盖了人民法庭的印章。在上诉期间内刘某上诉。

[问题]

（1）人民法院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

（2）本案中的简易程序有哪些方面与法律的规定不符？

（3）人民法院对于刘某在诉讼期间提出的分割李某失踪期间所取得的财产的诉讼请求应当如何处理？

（4）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本案？

（5）假定本案被发回重审能否适用简易程序？

[正确答案]

（1）人民法院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在人民法院受理之时被告人下落不明，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但必须有书记员担任记录，不得自审自记。人民法院1998年9月31日受理本案，1999年1月10日结案，超过了法律规定三个月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最长期限。判决书应当加盖人民法院的公章而不是人民法庭的公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

（3）第一审程序中，原告可以增加诉讼请求。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增加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本案中，原告在庭审时提出分割李某失踪期间所取得的财产，这属于诉讼请求的增加。由于这一请求与其他诉讼请求都是基于同一婚姻法律关系提出的，法庭对其应一并予以审理。但法庭对原告的这一请求未进行审理，这在程序上是不妥的。

（4）本案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且人民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出现多处程序错误，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应当发回重审。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

[考点集成]

简易程序是第一审程序中普通程序的简化，是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所使用的程序。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简易程序适用于继承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使用简单程序审理。

简易程序的特点： 起诉方式简便，原告可以口头起诉。传唤当事人、通知证人的方式简便。实行独任审判。审理程序简单。

民事诉讼法案例7 专属管辖权

刘德仁有子女三人。儿子刘海洋，大女儿刘海燕，小女儿刘海鸥。刘德仁的妻子王淑艳于五年前因病去世；大女儿刘海燕于1994年嫁到沙河县，并在那里工作；小女儿刘海鸥于1996年嫁到南平县，后与丈夫一起调到来水市工作，并在那里居住。儿子刘海洋一家与老汉共同居住在老家安明县。1997年8月11日，刘德仁在进城途中不幸发生车祸身亡，留下私房六间，刘海燕与刘海鸥闻讯赶至，十分悲痛，未与刘海洋提及继承遗产之事。1997年12月10日，刘海洋独自去河上钓鱼，因冰冻不实，掉进冰窟，因周围无人相救，刘海洋不幸被淹死。次年2月，刘海洋之妻沈爱花将六间私房中的一间留下自己居住，其余五间卖给了同村居民李达明。不久，刘海燕得知此事，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她对房屋的所有权。

[问题]

（1）本案应由哪个法院管辖？为什么？

（2）本案中哪些人应参加诉讼？他们各自的诉讼地位是什么？

[正确答案]

（1）本案应由安明县人民法院管辖。此案属于专属管辖，而非一般的地域管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房屋属于不动产，因此，本案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安明县人民法院管辖。

（2）刘海燕、沈爱花、李达明应当参加本案诉讼。刘海燕认为沈爱花侵犯了其房屋所有权而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处于原告的地位。沈爱花被诉称侵犯了刘海燕的房屋所有权，应处于被告地位。李达明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所谓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他对别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不具备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益关系的人。在本案中，李达明对于刘海燕与沈爱花之间发生的所有法律关系纠纷，不享有全部或部分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案件处理结果与他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沈爱花败诉，他的利益必将受到影响。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李达明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当参加诉讼，并且这样也有利于案件公正、迅速的审理。作为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李达明参加诉讼。本案中，对于刘海鸥，法院可以先征求其意见，如明示放弃继承权，则她可以不参加本案诉讼；如未明示放弃或明示不放弃的，刘海鸥应当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考点集成]

关于专属管辖权，以是否是法律强制规定和任意规定为标准，可分为专属管辖权和协议管辖权。

专属管辖，是指对特定的案件确定专属于特定的法院管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由下列三种诉讼属于专属管辖：对不动产的管辖；对港口作业诉讼的管辖；对继承遗产诉讼的管辖。

反诉外遇离婚赔偿请求书怎么写

老公外遇的事实妻子发现之后，妻子打算离婚，一开始想要协议离婚的，但是在关于外遇离婚财产问题上出现了分差，不知道因外遇离婚财务可以分割吗，所以最后协商不成，丈夫不肯离婚，妻子决定诉讼离婚，并且要求赔偿，那么反诉外遇离婚赔偿请求书应该怎么写呢？

一、什么是离婚反诉

离婚反诉状是指在已经开始的离婚诉讼中，被告以本诉的原告为被告，以抵消或吞并对方诉讼请求为目的，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与本诉有关的新的诉讼请求时使用的文书。

二、反诉外遇离婚赔偿请求书

1、原告：；

被告：；

2、诉讼请求

书写自己要求达到的目的，包括：请求判决离婚，孩子的抚养、关于外遇离婚财产问题、抚养费的承担，对方抚养时探望权的请求，本人生活困难时请求对方给予经济帮助的方式或数额，对方有重婚、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时请求损害赔偿的数额等，如：

2.1、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

2.2、婚生儿子/女儿某某由原告抚养，被告一次性支付抚养费xxx元给原告;

2.3、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平均分割;

2.4、被告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xxx元给原告;

2.5、被告一次性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xxx元给原告。

3、事实和理由

事实和理由：反诉外遇离婚赔偿请求书中陈述结婚、子女出生的具体时间，写明诉讼请求的依据，包括离婚的理由、依据，孩子由谁抚养、抚养费承担、探望方式的理由和依据，因外遇离婚财务可以分割吗、分割理由及依据。

离婚理由：应详细叙述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无和好可能的事实和依据， 主要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来说明没有和好可能、夫妻感情破裂的事实。如有法定离婚情形时应特别指出。字数根据具体情况酌定，并无限定，但不宜过于繁琐。

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的案例

一、 消费者汽车维保 4S店使用拼装机油案

【案例简介】

温岭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对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发现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部分保养、维修车辆的实际更换机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况下，未告知客户机油使用量的真实情况，而以整瓶结算费用，多余的机油则被回收、拼装成整瓶后重新入库按新品予以再次销售。

【案例点评】

本案中，当事人在实际更换机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况下，本应按实际机油使用量与消费者结算费用，却未告知消费者真实信息，并以整瓶的机油使用量为单位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实属谎报用工用料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千足金”金不足 消费投诉“一赔三”

【案例简介】

2014年4月份，消费者陈女士在台州临海某珠宝店花了4908元，购买了一副千足金手链，事后却发现其购买的是足金首饰，而不是千足金首饰。与店家协商不成后，陈女士向临海市12315中心投诉。经法定机构检测，鉴定结果成色是足金、黄金含量为99.00%，而不是含量为99.9%的千足金。

【案例点评】

该案中珠宝店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的销售行为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误导了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对该消费欺诈行为，按照“新消法”退一赔三规定，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启动“诉转案”，以行政刚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 全省首例违反新消法 侵害个人信息案

【案例简介】

2014年3月17日，杭州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在对杭州某家装公司经营场地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现场有部分楼盘业主名单。

进一步调查发现：当事人为了推广公司的家装业务，提高公司业绩，该公司业务员从市场圈内朋友处收集了已销售某楼盘部分业主名单，名单内容包括业主姓名、所买楼层号码、联系电话等，且当事人所得业主名单信息均未经业主同意或授权。

【案例点评】

当前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滥用现象日益严重，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时有发生。案件中当事人在未经消费者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收集业主名单信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属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四、 串通设计师给回扣 橱柜企业受处罚案

【案例简介】

2014年4月，金华市工商局在开展家装服务和家居建材商品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市区某从事橱柜销售的家具用品店通过串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诱导消费，以达到拓展市场份额目的。

【案例点评】

案例中部分家装企业在经营中通过串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采用财物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商品，以达到拓展市场份额目的，通过设计师开展诱导消费，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和购物成本。此类现象一度成为了家装服务行业的潜规则。

五、 微信虚假促销 水果店受处罚案

【案例简介】

广告吸引参与者上万人，然而完成“集赞换礼”三个步骤的消费者到该公司总店，欲以承诺优惠价格购买樱桃时，被告知必须购买充值一定金额的预付卡作为购买前提。

【案例点评】

微信广告、微信朋友圈销售商品是一个新兴事物。“集赞换礼”则是一种向不特定人群发布的悬赏广告。

依据《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经营者在履行过程通过隐瞒事实和隐藏设置条件诱使消费者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合同违法行为，理应依法处罚。

参考资料来源：法制中国-浙江工商发布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有争议的案例

提供一个我们事务所同事办过的经典案例：

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

原告：李杏英，女，66岁，退休职工，现就聘于上海航空旅行社工作，住上海市双阳路。

委托代理人：张桂庄，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杨浦店。地址：上海市黄兴路。

负责人：骆建中。

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共和新路。

法定代表人：徐仁羽，董事长。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周知明，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杏英因超市存包与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杨浦店(以下简称大润发超市)、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润发公司)发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此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提审。

原告李杏英诉称：原告去被告大润发超市购物时，到该店设置的22号自助寄存柜处存包，按提示投入1元硬币。当该硬币又从退币口出来的时候，投币口上方吐出一张印有1250719748数字的密码条，并见近原告胸口处有一箱门自动打开。原告遂将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包一只(内有刚领取的旅游团款4660元和私款650元)、雨伞一把寄存在该箱内，然后进去购物。购物出来后，原告按密码条的提示输入密码，却打不开箱门，便找大润发超市的工作人员。在被要求写下箱内寄存物品的名称及钱款数额后，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原告指认存物的箱门，发现箱内是空的。当晚，原告即报警并留下笔录。事后原告就此事与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交涉，未果。原告认为，超市要求消费者将自己的财物存入超市设置的自助寄存柜内，双方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超市应当对保存的消费者财物承担保管责任。由于大润发超市对自己给消费者提供的自助寄存柜的安全、可靠性过于轻信，疏于管理，以致原告存入柜内的钱物遗失。请求判令二被告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5310元；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

被告大润发超市、大润发公司辩称：原告当天在大润发超市购物是事实，但购物与存包没有必然联系，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需要存包。原告提供的密码条，只能说明存包箱曾被原告打开过，但不能证明原告确实在里面存放过物品，更不能证明存放的物品是包、伞和巨款。另外，原告使用的自助寄存柜，是大润发超市无偿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以便消费者存放零星物品的，双方就此形成的是无偿借用关系。大润发超市已经将自助寄存柜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明示的方法告知给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携带的大件物品、贵重钱物，大润发超市还设有人工寄存处。现在自助寄存柜本身没有损坏，故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对原告所称的物品遗失没有过错，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经庭前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下列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

被告大润发超市是被告大润发公司隶属的企业。

2000年11月1日下午，原告李杏英在被告大润发超市处购物，并使用该店设置的自助寄存柜。下午5时30分左右李杏英购物结束后，持该店自助寄存柜号码为1250719748的密码条找到大润发超市的工作人员，称其购物前曾将皮包一只(内装从原告聘用单位上海航空旅行社刚领取的旅游团款4660元及个人钱款650元，计5310元)、雨伞一把存入该店22号自助寄存柜的寄存箱内，现因无法打开箱子，要求解决。大润发超市工作人员将李杏英指认的箱门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工作人员告知李杏英，其指认的箱门与其所持密码条显示的箱门号码不一致。但是，当工作人员将与密码条号码相符的另一箱门打开后，发现里面也是空的。当晚，李杏英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镇警署报案。

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争议焦点是：

焦点一：皮包、包内物品和雨伞是否放入自助寄存柜内。

原告李杏英认为，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在受聘单位上海航空旅行社领取了旅游团款4660元后，就乘车于下午4：00左右到被告大润发超市，时间是连续的，中途没有辗转，故应确认其已将上述钱款和物品放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内。

原告李杏英为此提交的证据是：

证据1、大润发超市号码为1250719748的自助寄存柜密码条，以证明李杏英当时确在大润发超市寄包；

证据2、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镇警署2000年11月1日的询问笔录，以证明李杏英确向警署报案，并证明李杏英与大润发超市的交涉经过。

证据3、大润发超市的两份送货单，以证明李杏英当时确在大润发超市购物。

证据4、上海航空旅行社的暂支单和上海航空旅行社于2002年8月30日出具的证明，以及证人上海航空旅行社出纳俞红的证词，以证明李杏英作为上海航空旅行社的业务员，确曾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在本市中山南路617号615室上海航空旅行社原南市营业部出纳处，领取了旅游团款4660元。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对原告李杏英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李杏英将皮包、包内物品和雨伞放入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内。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了证人大润发超市原接待课课长徐勤华的证词，以说明当时原告李杏英向其投诉及处理经过。

焦点二：消费者使用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存物时，与超市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如果消费者存入自助寄存柜内的物品丢失，超市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李杏英认为，自助寄存柜是超市为吸引消费者到其店内购物，同时又要保证其店内货物安全而设置的，这是因购物而派生出来的保管服务。本案双方当事人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现因被告大润发超市的过错或者说未尽到管理责任，致使本人寄存的财产丢失，大润发超市理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认为，大润发超市为方便消费者购物而向消费者无偿提供了自助寄存柜，双方就此柜的使用形成的无偿借用合同关系。大润发超市提供的自助寄存柜是质量合格产品，大润发超市也已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明确告知给消费者，尽到了告知的法律义务。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使用过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不能证明原告确实将自己的物品放入柜内，更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物品是在该柜内丢失的，故大润发超市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证人上海华明电子金属柜厂销售副厂长李鹤鹏的证词。李鹤鹏出庭陈述，大润发超市使用的自助寄存柜是该厂产品。该产品出厂时即标示着“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使用的密码共有十位数，前两位数表示自助寄存柜内寄存箱的箱号，后八位数随机组合，能1亿次不重复。各自助寄存柜内的寄存箱均从左到右排列，号码从左上方开始，自上而下纵向编号。该产品经中国上海测试中心测试合格，没有发生过质量纠纷。

证据2、反映大润发超市在醒目位置公布寄包事项的一组照片。标题为“免费寄包柜注意事项”的内文是：1、密码单妥善保管，请勿示人；2、价值超过200元商品、现金、手机、皮包等贵重物品请勿存入；3、自助寄包自存自取，如有遗失概不负责；4、存包不过夜，过夜后果自负。

证据3、大润发超市的接待课若干工作规定和登记表，以说明大润发超市对自助寄存柜的内部管理。规章主要内容有：对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通过正常输入密码打开的箱子，工作人员征得消费者同意，先填写应急开箱表格后拿钥匙当客人面打开，并核对物品是否与消费者描述的相符。

原告李杏英对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对证人李鹤鹏所述自助寄存柜的密码组成方式并不了解，大润发超市也没有向其明示过。

针对争议焦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明：

本案所涉的退币型自助寄存柜，是被告大润发超市于1999年10月从上海华明电子金属柜厂购入的。当时共购入24个寄存箱为一组的自助寄存柜21个，16个寄存箱为一组的自助寄存柜1个，全部安置在店内。每组自助寄存柜上，均标有“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操作步骤”的内容为：寄包…1、未关的门关上；2、投币；3、取密码纸，勿向他人展示密码；4、包放入箱内；5、关闭。取包…1、密码输入；2、取出物品；3、关门，只能打开箱门一次。“寄包须知”的内容为：1、请使用者看清“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不会使用者向管理员请教后再操作，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责任自负；2、寄包前先将未关的箱门关上，再投币寄包；3、寄包必须投币开门，密码纸妥善保管，供取包使用，密码只能开门一次；4、现金及贵重物品不得寄存；5、当晚22：00前请取走您的物品。另，大润发超市在其服务台内，还设有“大件寄物”的服务项目。

本案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到被告大润发超市进行了现场勘验。现场勘验确认，原告李杏英所称“近胸口处自动打开”的箱门，是22号自助寄存柜内的3号箱。3号箱密码条的前二位数应为“03”，而李杏英所持密码条的前二位数是“12”。经开启22号柜的所有寄存箱，密码条前二位数为“12”的只是第12号箱，该箱位于整组箱柜的最下边一层(近脚处)。在现场勘验过程中，李杏英承认购物当天见到自助寄存柜上的“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综观原告李杏英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曾在旅行社领取过旅游团费4660元；间隔1个多小时后，其在被告大润发超市购物，并使用过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李杏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使用自助寄存柜时，曾将内有5310元钱款的皮包等物放入寄存箱内。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二。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是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即保管合同的成立，不仅须有当事人双方对保管寄存物品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而且还需寄存人向保管人移转寄存物的占有。被告大润发超市作为一家大型超市，为前来购物的消费者提供了人工寄存和自助寄存柜寄存两种存包方式。在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上，印制着“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通过“寄包须知”中关于“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责任自负”、“现金及贵重物品不得寄存”的内容，大润发超市已经把只愿将自助寄存柜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不愿对柜内寄存的物品承担保管责任的意思明白表示给消费者。原告李杏英看到自助寄存柜上的明示后，仍不用人工寄存而选用责任自负的自助寄存，说明李杏英不愿将自己的物品交付给大润发超市保管，而只愿使用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暂时存放。因此，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李杏英按照自助寄存柜的操作步骤，通过“投入硬币、退还硬币、吐出密码条、箱门自动打开、存放物品、关闭箱门”等人机对话方式，直接取得对自助寄存柜的使用权，实现了存放物品的目的。这一过程中，李杏英的物品没有转移给大润发超市占有，大润发超市也没有收到李杏英交付保管的物品。李杏英只是借助使用自助寄存柜继续实现对自己物品的控制和占有，而大润发超市由于没有收到交付的物品，也无法履行保管职责。他们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保管物转移占有的事实。因此，双方当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柜形成的不是保管合同关系，而是借用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被告大润发超市通过印制“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已经将自助寄存柜的正确使用方法告知消费者，对可能危及消费者财产安全的事项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根据证人李鹤鹏的证词以及当时自助寄存柜箱门没有被撬痕迹等情况，可以认定大润发超市的出借物无瑕疵并具备应有的使用效能。对无偿借用给消费者使用的自助寄存柜，大润发超市已经尽到了经营者应尽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现场勘验证明，原告李杏英持有的密码条所对应的柜箱，与李杏英指称其放置皮包的柜箱不一致。在此情况下，李杏英既不能证明其确曾将所称钱款放入自助寄存柜内，也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自助寄存柜本身存在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更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大润发超市在提供寄存服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造成。因此，李杏英要求大润发超市和被告大润发公司承担其所称物品遗失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0月10日判决：

对原告李杏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222元，由原告李杏英负担。

一审判决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又向当事人指出：当前，许多超市除了向消费者提供人工寄存服务以外，还推出智能化自助寄存柜服务。这本是一件既方便到超市购物的消费者，又为超市节约经营成本的好事。但由于自助寄存柜服务是现代经营理念和新技术的产物，它突破了传统的保管寄存范畴，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新型的借用关系，由此引发本案这起因消费者使用自助寄存柜而产生的纠纷。在本案中，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虽然胜诉，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相对消费者来说，经营者占据着资金雄厚的优势，是强者，理所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尽最大可能“让消费者满意、使消费者放心”，这是现代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循的经营宗旨。就本案来说，如果超市能将“自助寄存柜”改变一下名称，使其更体现因使用该柜而在超市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的借用关系，则能减少误解；如果自助寄存柜的寄存箱和密码条上能明确显示箱号，则可能避免消费者错拿错放物品；如果超市能利用现有技术在自助寄存柜前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则原告所称遗失的物品是否放入了寄存柜内，如果放入是被何人取走以及如何取走的等问题，就会一目了然。超市不应该满足于已将注意事项用文字明示给消费者，还需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对智能化自助寄存柜的管理，使其更趋完善，力争为消费者营造一个更加方便、安全、舒适的服务环境。

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建议，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诚恳接受，表示一定从此案中吸取教训，切实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水平。

第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完）